錢鍾書：現(xiàn)代文學史上繞不開的人物

鐘叔河先生有一回指出：奧林匹斯山上，那學藝之神同時又是諧謔之神，他那銳利而又帶一些狡獪的目光俯視著大千世界的蕓蕓眾生，包括我們的“錢鍾書研究”，他會有些什么表情（《錢鍾書研究》）。我寫作《錢鍾書傳》這部書稿時，最先想到的是這么一段話。

我接觸錢鍾書著作是在進入大學初期，最初讀的作品是《圍城》和《談藝錄》。當時我二十歲出頭，茫然不知自然、社會、人生之所謂，如煙如霧，處于朦朦朧朧的狀態(tài)中?！豆苠F編》開始讀時也沒有頭緒，對此書逐漸了解是后來的事。讀得比較明白的是《舊文四篇》，對作者縱橫浩博的對比力量，感到極大的震撼。當時我對錢鍾書著作極其鐘愛，凡有最新著作出版，必多購數(shù)種送人，若干篇章甚至手錄一遍，這也是青年學生的熱忱。我還多次把錢鍾書著作推薦給友人，友人讀后也極為欣喜。

在大學時代，我喜歡雜覽各類書籍，涉及許多領域。而在現(xiàn)代文學領域內(nèi)，我最喜歡的有三家，以為它們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奇觀，貫通文化和文學，內(nèi)涵豐富，空前絕后。在這三家中，魯迅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公認的中流砥柱。其重要性早已確立，繞過他是不可想象的。而另外現(xiàn)代文學史上不為人知的兩家中，就有錢鍾書。錢鍾書是比較幸運的，20世紀80年代以后他的聲名如日中天，文學史也不得不面對直接的現(xiàn)實?，F(xiàn)在的青年人，也許想象不到在當時課堂上從教師到學生都不知道錢鍾書的情形，然而這卻是我當年讀書時的真實狀況。

我在進入大學以前，基本已讀過魯迅著作，而錢鍾書著作則是陸續(xù)接觸到的，綜合了許多新鮮的感覺。至今記得這樣幾件事：一件事是我最初跟隨電臺學習外語時，無意中聽到國外電臺采訪錢鍾書的談話，錢鍾書略帶抑揚的無錫口音給人一種親切感。一件事是《管錐編》出版時的情形。《管錐編》第一版是分冊出版的，最初出版的是第一、二冊，第二年年初才陸續(xù)出版了第三和第四冊。我至今還記得當時的那家書店，以及我陸續(xù)買全《管錐編》時的期待心理。《管錐編》現(xiàn)在已經(jīng)出到第三版了，當年的那家書店也早已改換門庭，但當時的情形我還歷歷在目，難以忘懷。還有一件事，由于我對錢鍾書著作的鐘愛，在大學時我練習寫了一篇評論《談藝錄》的文章。在友人的介紹下，錢鍾書先生出乎我意料地迅速給我回了信，信中鼓勵我對經(jīng)典建立第一手的認識，而近人的著作（包括他的在內(nèi)）不必多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些話當時給了我極大的啟發(fā)，至今仍然有所感受。我得到過許多師友的教益，而錢鍾書先生是沒有直接接觸而給我教益的人。人對伴隨著自己成長的人和事通常是懷有好感的，我對錢鍾書先生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

隨著年歲的增長，由于我在大學里的所思所感，也由于讀書漸多，我對文學的關心逐漸減退了。接觸到的各類事實使我感到，自然、社會、人生有許多重要方面，文學不過是其中之一。在文學之外，還有著其他內(nèi)容。就這樣，在大學畢業(yè)以后，隨著我把注意力轉向其他方面，隨著我對文學關心的減弱，我對錢鍾書著作的熱忱也減弱了。我對錢鍾書著作態(tài)度的這種改變，和錢鍾書著作本身的價值無關，而是成長過程中的階段性現(xiàn)象。凡是有求學求知經(jīng)歷的人，這樣的情形必然會出現(xiàn)多次，這其實是正常的現(xiàn)象。有消有長，任何事物都自然如此，有所曲折，不一定是壞事。

然而，時間沒有停留。上世紀80年代是錢鍾書研究大發(fā)展的時期，社會在逐步了解錢鍾書，經(jīng)常有新的發(fā)現(xiàn)，令人欣喜。這一時期我主要在閱讀一些其他的書，關心一些其他的問題，由于錢鍾書著作的廣闊涉及面，這些書、這些問題和錢鍾書著作之間仍然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我有時翻閱錢鍾書著作，常常受到一些感發(fā)，產(chǎn)生過若干想法，但也就此擱置一邊。在這一時期，我嘗試做一些事情，也寫一些文稿，多少積累了一些經(jīng)驗，雖然沒有進步，年華卻虛度過去了。

1988年圣誕節(jié)前一天晚上，我和陳思和先生閑談，談話中我提到了對錢鍾書著作的一些想法，建議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人不妨參考一下。陳思和先生當即鼓勵我寫一篇大型的文章，把這些想法發(fā)表出來。1989年1月至4月，我集中精力寫了一組文章，實際形成了一部書稿，以評論錢鍾書著作為主，也交代了一些其他想法，它就是現(xiàn)在這部傳記的雛形。1989年以后，我主要工作在其他方面，也抽時間陸續(xù)修改書稿，發(fā)表了一部分篇章。當時文學界正在掀起錢鍾書研究的熱潮，我的工作雖然不太成熟，也自然而然地匯入這一潮流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當出版社約我寫一部包含錢鍾書著作評論在內(nèi)的傳記時，我卻猶豫了起來，我感受到這里的限制。

我覺得我不一定是寫作錢鍾書傳記的合適人選。這不僅因為錢鍾書是中國現(xiàn)代文化和文學領域里的巨匠，學問浩博無涯，極難研究和評論，而且也因為我逐步了解的學術文化和錢鍾書從事的工作雖然可以有部分的聯(lián)系，但在方向上有相當程度的不同。這使我感到難以發(fā)揮。關于傳記本身，錢鍾書早年有過名言：“自傳就是他傳，他傳就是自傳?！比绻ゼ怃J的諷刺意味，這段話也可以是傳記的正面標準，它揭示了傳主和傳記作者之間互相補充的雙向溝通過程。這樣的雙向過程在傳記寫作中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它幫助傳記作者認識傳主，也幫助傳記作者認識自己。對我來說，由于錢鍾書是罕見的天縱之才，他的一些特色前無古人，也由于我自己方向上的歧異，這樣的溝通過程到一定階段就深入不下去了。這使我常常感受到無形的障礙。傳記作者其實也是需要素質(zhì)的，將來會有比我更合適的人選。

此外還有客觀的原因。錢鍾書研究是最近十年才逐漸開展起來的，基礎并不雄厚，對錢鍾書著作及其生平的了解還有許多空白，寫傳記的條件不夠成熟。我自己雖然也盡可能地收集了一些資料，但遠不是占有資料最多的人。在我認識的一些研究者中，頗有精勤用功的人，由他們來寫作才更為合適。事實上我也期待著這一天，時間會說明一切的。

（作者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03月22日第10版